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逐渐崛起，村镇银行的角色也在不断发展和变革。从最初的设立初衷，到今天的改革重组，村镇银行似乎始终处于变革的风口。

近期，很多主发起行积极增持其控股的村镇银行股份，例如浙江温州瓯海农商银行已对新华恒升村镇银行的股份进行增持，比例从原来的45%上升到了100%。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和金华银行在今年也选择了通过股权受让的方式，增持其所发起村镇银行的股份。

(相关资料图)

在主发起行增持的同时，今年以来多家村镇银行因为合并而解散。1月3日，黑龙江银保监局发布公告，鉴于哈尔滨银行收购巴彦融兴村镇银行、延寿融兴村镇银行，同意两家村镇银行因被合并而解散。巴彦融兴村镇银行、延寿融兴村镇银行全部业务、财产、债权债务以及其他各项权利义务由哈尔滨银行承继。此外，类似的合并案例还有3月的富滇银行收购昭通昭阳富滇村镇银行，5月的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吸收合并平罗沙湖村镇银行，以及7月的重庆梁平澳新村镇银行决定市场化退出并清零存贷款业务。

显然，无论全资持有，还是合并解散，这些举措都揭示了一个事实：村镇银行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自我调整与重塑。

这样的变革并不意外。村镇银行自1997年大型银行股改以来，已经承受了太多的期望。彼时，国有银行大规模撤离农村，农信社成为服务县域及农村基层的最主要金融机构。这导致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供给显著不足，金融网点覆盖率低，严重影响了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了破解这些问题，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发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体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决定在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吉林、湖北等地进行村镇银行的设立试点。根据原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22年末，村镇银行数量为1645家，约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的40.46%，村镇银行成为我国县域地区重要的法人银行机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镇银行也开始显露出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公司治理、经营稳健性和风险控制方面，部分村镇银行的表现令人担忧。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股东背景复杂、公司治理能力低下、内部控制疏漏等。事实上，村镇银行的特殊制度设计使得它们更容易受到问题股东或实控人的非法控制。一旦机构落入这种控制，实控者可能会通过多种手段绕过公司治理，规避监管，并进行大量的违法金融操作，河南村镇银行风险事件就是这类问题的充分体现。

与此同时，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随着国家层面加强对普惠金融服务的引导，大型国有银行在普惠金融贷款领域进行业务下沉，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贷款支持力度。这一业务发展趋势使得原本规模就不大、管理和认知度均较低的村镇银行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特别是在存贷利率持续收窄的环境下，这些银行的经营效益明显下滑。加上其本身的高管理成本和风险成本，致使部分村镇银行出现亏损。

截至2022年二季度的数据显示，在366家被评为高风险的金融机构中，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的高风险机构数量分别为217家和118家，数量占全部高风险机构的92%。这一数据进一步印证了村镇银行当前所面临的风险挑战。

为了确保金融稳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加强对村镇银行的监管和改革显得尤为迫切。近年来，“结构性重组”已逐渐成为村镇银行改革的核心议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信社改革化险”，并首次提出“推动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6月份，央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也提出，“稳步推进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强化风险防范化解”。

在这一背景下，主发起行的责任和作用日益凸显。早在2021年，原银保监会就发出了相关通知，明确要求主发起行肩负起对其下属村镇银行的风险管理和处置责任。除了鼓励主发起行积极增持高风险村镇银行外，还要求它们在合规的前提下，多渠道助力处置不良贷款。为防范新的风险，对主发起行的资金实力和风险状况都需要进行细致评估。

对于一些风险较高、管理困难的村镇银行，监管部门已经探索了多种解决方案。例如，如果主发起行在当地有分支机构，可以考虑将高风险的村镇银行转变为其分支机构，同时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也有可能参与这一过程。这样的转变不仅有利于提高村镇银行的管理效率，还能够更好地服务当地经济和居民。此外，由于银行业竞争激烈，规模较小、发展停滞或存在管理问题的村镇银行，可能需要考虑市场化的退出策略。

在外部竞争压力与内部管理难题的双重夹击下，无论是增持、合并还是市场化退出，这些都是村镇银行为了寻求更为高效、稳健的发展路径而做出的选择。我们期待，经过这一轮调整后的村镇银行能够更好地服务农村地区，支持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